抗战时期在宜川战斗过的民盟前辈

发布日期:2018-11-21 09:52:27    来源:unknown    作者 :马雨平    浏览量:5020
马雨平 unknown 2018-11-21 09: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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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了合作抗日关系,山西由此成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前沿的地方。1938年底,随着日军的进逼,阎锡山率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退却到黄河沿岸,在宜川县秋林镇和东岸的吉县克难坡驻扎八年之久。阎锡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民主人士的帮助,积极吸纳进步力量,制定了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创办了民族革命大学,将山西大学迁移到宜川,积极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络抗战,突破蒋介石封锁和边区进行的经济贸易。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民盟先贤也由于投身抗战的原因先后在宜川县的秋林活动,如李公朴、梁漱溟、杜任之、原政庭、沈晋、李蓼源等人。梁漱溟到宜川考察过第二战区抗敌情况,李公朴、杜任之、原政庭等人等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投身抗战前线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沈晋在山西大学任教,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大量进步知识分子。他们的事迹为民盟在秋林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1937年8月中旬,阎锡山派其堂妹夫梁涎武到武汉,请求各界从政治和人力上给第二战区以支援,获得了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的热烈响应。民盟先辈沈钧儒、李公朴、邓初民及江隆基、侯外庐、潘汉年、张申府等人,都积极为阎锡山成立民族革命大学的成立做了贡献。11月太原失守后,阎锡山的军政首脑机关撤退到临汾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和中共山西省委等也移驻于附近。阎锡山急需充实抗日的有生力量,接受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倡议,计划成立民族革命大学。随着国民政府西迁武汉,阎锡山在武汉开会期间,申请成立“民大”,并获得教育部批准。1938年1月20日,民族革命大学在临汾的铁佛寺正式开学。“民大”是抗战初期具有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一所干部学校。阎锡山兼任校长,代表他负责的是第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梁化之,但他也不在学校实际任事。具体负责的是政治处主任杜心源和教务处主任杜任之,他俩都是久经锻炼的老共产党员。

杜任之是山西万荣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上海反帝同盟总部派到山西策动抗日工作,1936年参与发起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被选为临时执委会委员。他在在秋林期间,实际负责“民大”工作,将大批民大进步学生输送到延安。其妻李淑清(速强)负责在景阳村的八路军情报站,担负了搜集情报和中转情报的双重任务。将宜川来的情报和搜集的情报变换方式后,传送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手中,同时将党组织的指示和要求转达给宜川县城的地工人员。

李公朴是江苏淮安人,抗战全面爆发后,经周恩来决定,他在山西担任“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杜任之等人特意函邀李公朴来“民大”授课,他应邀而来,被阎锡山聘为“民大”的顾问和教授,还先后介绍了何思敬、施复亮、陈唯实等来学校任教。李公朴同杜任之一起参照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草拟了一份《民族革命大学纲领》,把中共的全民总动员,坚持抗日民族团结,实行抗战教育等基本思想都写了进去,强调抗战和军事训练,民运宣传,学生自治和自觉纪律等条。同时还参照八路军随营学校的教学计划,拟定了《民族革命大学教学计划》。在他们的努力下,学校初期的教学内容以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李公朴体格魁梧,目光炯炯,谈吐很诙谐风趣。他在学校讲过《半年来的抗战形势》和《民主政治》,指出半年来的抗战,证明我们有很大潜力。全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建立牢固的抗日统一战线,必然取得最后胜利,而只有充分发挥民主精神,才能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

随着李公朴的到来,这一时期先后到校任教的有江隆基、侯外庐、施复亮、陈唯实、何思敬、温健公、秦丰川、刘潇然、胡磊、周巍峙、徐懋庸、肖三、肖军、肖红等,多系全国声望素著的进步学者、教授和专家,名流荟萃,盛极一时。阎锡山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对讲什么课,颇为关注,曾亲自授意杜任之安排讲他的“学说”。杜推诿说:“人家都是来抗战的,‘老总’(阎锡山)的‘学说’毕竟与抗战关系不大。”阎却说:“不要书呆子气,现在来抗战,将来还不是要各干各的,我们怎么能把学生训练成共产党!”杜任之只好应付说:“老总的学说可以印成小册子,在学员中散发。老总这样忙,怕没时间去讲吧!”于是将阎的《按劳分配与物产证券》副题为“共产主义的错误”,印成小册子分发。小册子却触怒了进步学员,他们互相串连,立即有200多学员跑到八路军的随营学校去了。于是杜任之又去见阎说:“学员们喜欢听抗战的课,一发那本小册子,有些人就走了!”阎听到人们抵制他的“学说”,也就不再硬性规定。

1938年3月,随着日军大举进攻临汾,民族革命大学进入大动荡、大分化阶段,随后转移往陕西宜川。21日,“民大”师生临近黄河小船窝渡口后,遇阎锡山的总部人多船少,难以及时渡河,就在黄河边滞留了一天一夜。后来阎锡山命令让女学员和病人留下候渡,其余师生沿河北上。杜任之带领师生们北上到平渡关后,只见对岸红旗猎猎,军容整肃,是八路军的一个连在此驻守。他们很热情地派来两只渡船,用了4个多小时,在暮色苍茫前,终于将1500多名师生全部安全地渡过黄河。危急中,大家围住杜任之询问:“民大”到底往哪里去?杜说:“我们奉命到南边的宜川县。从这里到宜川,有一天的路程;往北去延安,有两天的路程。南下,是宜川;北上,是延安!”师生都没吃的,要他想办法。杜说:“现在困难很多,要饿肚子抗日。受不了艰苦的,可以去西安;愿意走的,可以到延安;愿意留下的,我带你们到宜川。”当晚大家分散到附近村子去自找食宿之处,第二天集合时已不到1000人,约有四五百人奔赴延安。到宜川后一分校也和本校合并,全校只设政治、军事两系,由杜任之、杜心源分别兼任系主任。二分校千余师生,“誓死不渡黄河”,仍转战于山西大宁、永和一带。

“民大”到宜川时,绝大部分知名教授都走了,仅留陈唯实、秦车川、朴进勋、尹澄宇、崔英等人。阎锡山看出没一些外来教授作号召,“民大”的局面不好维持,于是又让请来几位,但是一律改称教官,降低了他们的地位及政治影响。此时的政治教官有蒲子政、刘潇然、李文澜、叶笠、秦淮、陈凤章等。杜任之讲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杜任之担任学校编委会主任,除编印《校刊》外,还编写了《“民大”丛书》,其中包括宣传、组织、武装、国际问题、人物志等类,共出版了6册。

1938年秋初,“民大”由陕西宜川回到吉县的南村。随着环境的好转,阎锡山开始了对“民大”的调整,学校由此步入衰退的阶段。12月由于日军进攻,转移到蒲县的克城镇一带,后又转移到大宁县川庄、茨林一带。次年4月又经吉县过黄河到宜川县的官亭镇、龙泉村一带。此时,共产党员、三原中学城北分校的教员原政庭也应聘来到了民族革命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官,在宜川县观亭镇的教室里讲唯物辩证法。原政庭是陕西蒲城人,1903年12月生于陕西蒲城县东乡傅家庄。1919年秋,在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西北革命教育的先驱杨明轩是他的物理老师。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从事革命工作,1934年初,原政庭任杨虎城秘书。西安事变前夕,任绥靖公署办公厅电务科科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赴西安为和平解决事变奔走,原政庭曾为周恩来编过密码本,参与了西安事变通讯联络工作。1938年初,任《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 10月份到了三原中学城北分校任教,不久就到了宜川。学校由于这些进步教员的存在,尚能给学生讲解延安的一些精神和政策,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进步学生先后想方设法投奔了延安。

1939年1月,著名民主人士、国民参政员梁漱溟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忧心如焚。经军委会同意赴敌后进行考察。2月10日到达西安,盘恒数日后到宜川与阎锡山晤谈,详细了解阎的抗战态度和对中共的态度。梁漱溟在宜川共七日,期间详细据梁漱溟日记所记:“17日,启行赴宜川。盖以各方接洽一时尚无入鲁之方便,而适遇阎百川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方闻,即与其约定访问阎氏,借先了解晋中战况。其时阎驻秋林镇,秋林镇在宜川之东,黄河边上。是日车抵咸阳发生故障,只得留宿,晤咸阳县长邵履均。18日,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19日,抵宜川城(第二战区兵站在此)。20 日,车过黄龙山,荒无人烟;薄暮抵秋林镇,当晚晤阎。21 日留秋林续谈大局。22 日,离秋林返宜川。23 日留宜川候车。24 日有军委会叶参谋(叶楚伧之子)叶南陪同苏联顾问二人到达,约定明日附其车同行返西安。25 日,离宜川抵中部县留宿。次日26 抵西安。”梁漱溟敌后考察返回之后,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又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中共在“民大”的党组织和大部分党员撤出。“民大”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遂沦为阎锡山控制的一个普通训练班。杜任之在“民大”边教学边宣传抗日,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后因有人向阎锡山告密,说杜任之“瓦解军队”、“企图组织兵变”等,被软禁了十个月。阎锡山的倒退,使许多进步教员纷纷离去。原政庭离开宜川后,去了陕西省国民教育师资训练所教务主任等职务。1944年上半年,原政庭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后曾任民盟陕西西省委员会二、三、五届主任委员,陕西省人大副主任等职。

1941年10月底,在战火中流落到陕西三原的山西大学,受命北迁到宜川,在秋林镇东边的虎啸沟里继续办学,其时学校由徐士瑚负责。杜任之软禁解除后,在山西大学担任法学院院长,讲授社会发展史和唯物史观。l947年,杜任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参与筹建民盟太原秘密支部的工作,并领导山西民盟的全面工作,解放后曾任民盟山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时,武汉大学副教授沈晋也受聘来到了秋林,在山西大学讲授水文水利专业。虎啸沟虽然交通不便、环境闭塞,但学校有徐士瑚、沈晋、王之轩、邹曼之、马非百等著名的学者、大家,反而成了战乱时期山西大学的治学的避难所。1942年春,住在虎啸沟里的第一儿童教养院发生了斑疹伤寒,逐渐漫延到秋林各地。8月份,山西大学教师李经甫、医师张子固,医科教授武建民、工学院教授康石庵等人不幸先后病逝。于是虎啸沟内人心惶惶,谈瘟色变,大量学生转学,有些趁机去了延安,邹曼之、马非百等外省教授纷纷辞职。沈晋也离开了山西大学。1953年他加入了民盟,曾经担任民盟陕西省第六、七届主任委员。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李蓼源,他也是唯一一个笔者采访过的在宜川战斗过的民盟先贤。2010年夏天,我有幸在太原见到了这位世纪老人。他的亲身讲述,加深了笔者对秋林那段历史的印象。李蓼源生于1925年,祖籍河南淮阳。1938年在设在宜川城隍庙的中央宪校太原分校学习法律专业,1942年起任在秋林的第二战区长官部侍从秘书室秘书。1945年被阎锡山因“共党嫌疑”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48年4月出狱,他看透了阎的本质,就离开了第二战区,于7月份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他在宜川先后七年之久,亲眼见证了那段历史。李蓼源后来加入了民盟,解放后担任过民盟山西省委秘书长及民革山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宜川县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千百年来战事纷乱不绝。20世纪初的这场抗日战争漫延到了壶口。需要铭记的是,外敌侵入到华夏腹地壶口是第一次。由于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来到壶口驻扎了八年之久,阎锡山也一直游弋于壶口两岸,虽然几曾妥协,但他终于还是坚持留在抗日的阵营里。八年时间里,中国军队坚持战斗,始终不撤出山西,使山西战场成为日军最头疼的地方之一。而民盟先贤在宜川的经历,成为他们离开宜川后不断追求民主的重要经历。他们后来都加入了民盟,我们很难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很难说其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们只能说,他们作为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后来都选择了民盟并成为民盟的各级领导,无论他们的哪个政治面貌,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所以,他们在宜川的历史,是民盟盟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段历史值得研究、值得缅怀,是民盟宝贵的精神财富。

 

 

 

(马雨平,民盟延安市委委员、文化支部主委、延安市政协委员,电话:13909112811,邮箱:mypzn@163.com,地址:延安市政府东楼5020室,邮编:716000,)

发布时间:201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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