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与创新研究》研究报告

发布日期:2018-10-23 16:40:19    来源:unknown    作者 :陈晓莉    浏览量:5508
陈晓莉 unknown 2018-10-23 16: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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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开始在西方兴起。进入21世纪,我国学政两界也开始关注协商民主问题。2001年哈贝马斯将协商民主带入中国,短短10年,协商民主迅速地从学术热词变成政治热词,最终进入中共十八大报告。协商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指协商主体通过自由平等的公共协商参与决策。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强调“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把协商民主正式写进党代会报告,是十八大的重要历史贡献,也是重大理论创新,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协商民主在中国数十年理性思考与实践探索的一个总归纳,新概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次强调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的积淀、升华和吸纳,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不同语境下的协商民主内涵,增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话语权,探索和创新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向意义。

本课题研究分四个部分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第一部分是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发展与意义,主要阐述分析协商民主的实践价值;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进行总结和分析,从国家政治层面和基层社会治理层面两方面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分析协商民主实践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第四部分是提出完善、发展和创新协商民主的具体进路。

一、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发展与意义

协商民主虽然发端于西方,在我国运用依然具有可行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它既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又能够满足现代政治发展的需要。就国家制度层面而言,协商民主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完善我国的政治体制。从政府行政角度来看,协商民主有助于规范现代公共行政,构建廉洁高效的政府。从基层治理方面来看,协商民主可以拓宽公民意见表达渠道,促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扩大公共利益,推动基层民主的纵深发展。就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而言,协商民主有助于培育良好的公民精神,形成一种宽容、理解、对话和理性的民主氛围,促进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事业的发展。

(一)协商民主是化解底层冲突的重要途径

民主协商机制可以大力引导底层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化解底层冲突基层是各界群众利益的交汇点,也是矛盾易发点。因此,越往基层延伸,协商民主机制的作用越发挥得淋漓尽致。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因企业改制、城镇拆迁、农村征地补偿等问题滋生了大量社会矛盾,社会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频发,导致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关系紧张。运用协商民主来化解基层治理中的社会矛盾,关键是要在理性对话之中实现利益均衡。参与者充分积极地回应,强者的理由被修改,弱者的理由被重视,最后,所有的参与者反复倾听和衡量不同的观点和理由之后,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达成共识。协商对话可以把街上闹事引导到会议桌前议事,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来申述他们的理由,宣泄释放被积压的情绪,即在日常的协商民主机制中消化异见,解决异议。学者李君如认为协商民主三大优越性符合中国“和为贵”文化第一,参与的广泛性第二,参与形式的平和性,第三,实现结果的有效性。它既能够实现民主的本质,即人民当家作主,又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协商都是为了用对话去代替对抗和对立,协商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尊重彼此的利益区别,求得一种尽可能的社会和谐。[1]群众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纳入合法有序轨道,就不会频繁出现一个偶发事件可以迅速转化为突发性社会事件的现象。

(二)协商民主可以减少决策失误

“民主”是建立在各方自由平等基础上对话、讨论,允许“讨价还价”,而不是强制推行某一方的主张;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况通报会,而是强调协商过程的民主,协商民主在尊重不同利益群体平等地位、充分反映不同群体的意见、促进沟通对话和理解等方面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2]整个过程使政府决策更为科学、民主和透明,如果地方政府提早做好协商、听证、咨询等工作,可能就会避免出现官民对抗、资源浪费和决策失误等现象,而经过协商后的决策,更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执行起来更加有效。

(三)协商民主可以缓和官民矛盾

协商民主最主要的特征是“直接”,利益相关各方都有资格直接、平等参与协商,而不是“代议式”协商,这有助于底层群众更加直接、准确的利益表达;现在地方政府不敢和老百姓对话,老百姓也不愿意和地方政府对话,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情形并不理想:要么是二者之间毫无互动的“两张皮”,各自单干,要么是“经常扭打在一起”,互相指责、互相抱怨。究其原因,主要症结就在于建立在理性交往基础之上的协商、沟通和合作是十分有限的,甚至就根本没有交流。[3]通过搭建制度化的协商平台促使政府与城乡基层的直接、全面的沟通与衔接,做到社会各方面成员的利益诉求都能够在民主协商中得到讨论、协调和平衡,协商的意见和建议都能够在党和政府的决策和政策中得到应有体现,有效实现上下互动使社会主义民主运转起来。

(四)协商民主可以激活基层人大

全国五级人大一般为:全国人大、省人大、市人大、县人大、乡镇人大,人大代表,总数270多万人。其中县乡人大代表大约是250多万人,这一部分代表是直接选举产生的,其余的代表,地市一级、省一级和全国人大代表,加起来不到20万人,这些代表是间接选举产生的。百姓和人大代表、地方政府之间能够坐下来大家谈话的机会不多。协商民主也是人大代表监督政府、公民参与政治和政府事务的有效途径。比如在台湾乡镇一级的预算,乡镇的民意代表审查台湾乡镇政府的预算要审40天,一个一个的问,买几只杯子,民意代表都要问在其他国家也都是这样政府制定完预算后,人大代表怎么审预算要有一个规章制度过去我们地方政府预算的审查是由政府制定了预算,表决通过就行了,人大代表基本没有审核预算的过程,八项规定后精简会议走极端,政协和人大会议没有时间看政府预算和两院报告。地方乡镇一级人代会一年能开半天到一天会,而浙江温岭乡镇一级的预算在年初的时候可以开两到三天的会议,把整个预算的90%以上由部门预算的方式拿出来,让人大代表进行审议,2014年1月,在温岭市横峰街道试行的“选民议政会”,其议政方式综合了乡镇人代会、人大常委会专题审议会、人大代表提议案交督办和民主恳谈会等形式的核心功能。标志着温岭市首个街道选民议政会正式诞生,也开启了该市对基层民主政治机制的又一次创新和探索。66名议政代表代表选民参与街道经济社会事务管理、协商和监督。温岭,这个民主恳谈的发源地,又开始向新的协商民主领域发力[4]上海的闵行区建立了人大代表预算审议的基本规章制度,释放民众的议政热情,其预算参与民主协商意义十分重大。

(五)协商民主可以减轻地方政府需要承担的无限责任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是协商民主最大的好处。面对着利益格局日益分化、社会需求日益多元、社会事务日益繁杂、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经济社会形势,习惯于包揽一切的政府,其社会治理能力受到严峻挑战,明显力不从心,多元协商共治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比如,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城中村改造变迁过程中出现了新的权力关系,以社区党支部、村(居)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物业公司、业委会、改制后的新设公司、群众工作室、便民服务站、人民调解室、警务室等为主体的多元互动权力结构。面对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政府作为社会管理唯一主体自上而下的治理格局难以为继,构建以信任、平等、协商为理念,重点推广“五位一体”民主议事制度,即:社区党组织、村(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社区民警五方代表共同组成民主议事委员会,形成“五位一体”的民主议事制度。议事会作为一种组织和机制,它能将党支部、村居委会、社区单位和社区居民有效地整合起来。议事会遵循协商原则,议事会成员也能运用各自的资源、能力和影响力将协商结果付诸实施。依托民主议事会,研究讨论与社区居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并进行民主协商解决。如,困扰社区的安全卫生、宠物管理、乱搭乱建等老大难问题得到妥善解决。通过共同研究、探讨和协商解决与社区居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搭建起相互沟通、平等对话的社区工作平台。以搭建广泛参与的社区治理平台为载体,以议事协商、民主决策为方式,发动社区代表及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内各项服务管理工作,不断增强社区群众的社会责任感和归属感,有效实现了十八大报告所强调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协商民主让区街政府与社区各利益相关方以协商的方式共同解决城市基层管理中的有关问题,大大减轻了政府负担。

二、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的运行层次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目前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协商民主运行格局,主要表现为二个层面:一是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实践;二是社会治理层面的协商民主。

(一)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

1.人民代表大会实践中的协商民主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相关非正式制度中,协商民主一般表现在人大代表联络处、代表述职、人大信箱、评议制度、立法听证制度等等相关制度中,而立法听证最为突出。立法听证是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直接地、公开地听取社会意见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国内首次立法听证会是在1999年9月9日广东省九届人大常委就《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举行,被称为“立法民主化、公开化”的里程碑。随后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将立法听证纳入其中。《立法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立法听证是让社会公众切实可行地参与立法,依赖公平原则、效率原则、辩论原则对立法事项民主协商,提出立法意见,提高立法质量。立法听证程序要求让各个阶层、不同利益群体参与并且展开辩论,体现了立法为民的本质属性;立法听证程序是在公共平台上广纳民意,是典型的“阳光立法”,保证立法质量。之后立法听证会在国内不断推广。2004年北京就《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征求意见稿)》举行首次立法听证会,此次听证会全面诠释了协商民主的真正内涵。此次听证会要求陈述人平等地行使发言权该会筛选的16名听证陈述人中,不仅退休人员医生、教师、技工,也有公检法系统的工作人员。陈述人享有8分钟建言时间同时允许两分钟补充发言。由于对听证事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数相当,每方的发言时间基本持平。其次听证人和主持人都很公正地行使职责。在听证会进行时,听证人认真地听取陈述人的发言;而对于超时没有完成发言的陈述人主持人根据听证规则限制其超时演讲。立法听证会将普通民众归为法律的设计人角色,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不断深入立法听证会,推进协商民主在人大中的实践,以实现顶层设计的民主化、民意化、民心化。

2.人民政协实践中的协商民主

人民政协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在中国整个政治系统中,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最为完善的部分。就政治协商的形式而言,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协商会、政协党组受党委委托召开的座谈会、秘书长会议、各专门委员会会议、根据需要召开由政协各组成单位和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内部协商会议。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人民政协民主协商的形式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十八大报告就明确提出了要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民主协商的形式。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人民政协初步形成并确立了“全体会议集中协商、常委会议专题协商、主席会议重点协商、专门委员会对口协商以及其他形式的经常协商”的会议协商格局。[5]就政治协商的内容而言,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各党派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的共同性事务;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其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三大职能时要遵循“三在前”、“三在先”原则:重大决策要协商在党委决策之前、人大通过之前、政府实施之前;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要先协商后决策,对重要人事安排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要先协商后决定,制定重要的地方规范性文件要先协商后通过。就这些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进行协商,广泛听取社会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使作出的决策更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个方面的要求,从根本上实现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价值与功能。

(二)社会治理层面的协商民主

近年来,除人民政协制度外,中国城乡社会已经发展出了许多协商民主制度形式,不断地丰富着中国特色的协商政治的内容,验证、完善和发展着协商民主理论,成为我们探索协商民主的杰出成果。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就是社会领域和社会管理层面的协商民主,主要表现为基层协商,基层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如同经济体制的民间创新,基层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沃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精神的培育,民主实践的探索和民主机制的建构,都是在基层发生、发展和得到检验的。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创新,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

协商民主在中国场域的运用主要体现于围绕在基层民主社区公共治理等问题上的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范例。早在1999年,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脱胎于松门镇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其初衷是为了宣传政策,论坛设计了群众发言环节,结果群众一发而不可收。作为一种基层话语民主形式,它以基层民主实践的形式,合理地拓展了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后在当地政府主导下不断探索并完善其形式。2004 年荣获了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10多年来,温岭的协商民主从未间断,从最初的“民主恳谈”发展到现在的“参与式预算”,在形式上更加民主和多样,内容上也更为重要。社会领域的协商民主由国内外学者发起推动,由基层政府大力支持,终究造就了协商民主的政策化。而“几乎所有的协商民主创新实践活动都是在政府主导下产生并推行的。”[6]如浙江省象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就是一项以协商民主为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而这一制度主要是在时任县委书记金运成的提议和领导下创建的。从制度萌芽、启动到推广和规范,金书记都给予了充分关注。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的主动性成为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7]

利益扩展到哪里,民主协商就延伸到哪里;涉及群众利益的公共决策延伸到哪里,民主协商就应该延伸到哪里。协商民主在具体形式上多种多样,除了“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外,各地还有“民主协商会”、“公民评议会”、“村(居)民代表会”、“人大代表表决会”、“听证会”、“谈判”、“咨询”、“公民陪审团”、“协商民意测验”、座谈会、调解会、“政协论坛”、“网上议政”、“与市民面对面”、“对话制度”、“接待日”、“热线电话”、“网上提案办理反馈”,等民主协商形式。一系列社区制度与实践也在某种程度上行使着协商民主的功能,成为公民互相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沟通与对话的桥梁。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西安市雁塔区进行了信访机制改革创新,将听证制度引入信访工作就是其中最有意义的创新。雁塔区在区、街、村三级建立了信访听证会制度。信访听证会由街道办事处和区信访局主持,上访群众代表、涉单位的主要领导、信访调解员、信访评议员和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参加,信访评议员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顾问等构成。听证会采取公开方式进行,在情、理、法交融的开放平台中,针对上访当事人所阐明的问题、提出的要求,信访部门会同涉事单位或部门及时作出解释,其中涉法问题由法律顾问给予法律解释或援助。整个听证过程由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行监督评议。通过质询、辩论、评议、合议等方式,把问题摆在明处,把观点亮在桌面,落实责任,解决问题。这一制度的推行,既减轻了信访部门从前独立处理的工作压力,更提高了具体上访问题的解决效率。使群众与政府走向双向交流和平等参与,扩大了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同时引导教育群众依法维权,有利于将信访疑难问题解决在基层,也有利于缓解信访人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协商民主在各地都有一些生动实践和具体探索,通过路径、程序、过程不同的角度的研究,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安排和实际层面的探索契合了我国当今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现状虽然这些协商民主模式名称各异、形式多样,具有广泛性、参与性、包容性、平等性、经常性等特点,但都属于国家制度层面以外,广泛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协商实践模式,是由普通公民参加的,围绕公共议题,通过面对面平等对话交流,最终达成共识的协商民主实践模式。

三、协商民主实践: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当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已具备深厚的社会基础,协商民主在基层的实践和发展中也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中国是民主的后发国家,民主传统、民主实践匮乏,民主制度缺失,这既给协商民主提供了可行性的空间,也是导致协商民主的潜在风险的重要诱因,通过个案的解构,分析协商民主实践仍然存在和面临许多迫切需要廓清和解决的问题。

(一)政府主导下的协商主体地位不平等

协商民主要以平等为基础,协商为原则,即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要以平等为必要前提条件,协商民主不仅要保证协商主体法律地位上的平等,还要保证公民之间能够平等协商但是,在公众事务处理中,往往是干部控制决策全过程,广大群众缺乏民主参与的机会和平台。同时公众在权势地位、资源、机会、信息各方面与政府的不均衡导致协商主体实质上的不平等,往往是政府利益集团干预控制整个协商的主题、过程和结果,导致公众代表谈判地位处于相对弱势,民主协商往往变成征求意见或通报情况

(二)精英控制下的决策合法性有缺陷

协商民主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公共参与、理性讨论、自由平等、相互协商、促进决策、公共责任。公众的参与和讨论可以对不同目的冲突进行权衡,可以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疏通和矫正政府行动与公众意愿选择之间的矛盾。公民在政治表达、政治参与、政治决策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体验、感受、认同协商共识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较之于强加于他的“红头文件”更具说服力和认同感,[8]因此,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公共参与的扩展与深入。然而实践中,由于政策信息的封闭性导致了公众在获取信息和占有信息方面形成劣势地位,对相关信息没有系统掌握和理性预见,多元化参与治理难以维系。调研发现,决策性协商成为少数精英和利益集团的专利公众因为缺乏公开公正的制度化参与渠道而被排除在协商参与之外。另外,从当前的基层民主实践来看,民主恳谈、评理会、听证会往往是面向精英的,由那些知识渊博、能力突出的政治精英掌控协商的话语权,从而使协商民主沦为精英民主。

(三)非“协商共识”产生的“一致性判断”缺乏现实合理性

协商的目标是追求共识,协商共识是合法决策的基础,能促进公共政策有效实施。协商共识产生于充分协商论辩基础上,是协商参与者利用公共理性对所讨论问题做出的一致性判断。协商过程要具有合法性,协商结果要具有现实性,也就是说这个协商结果必须是包含内在根据的、合乎必然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共识必须产生在正当性合理性的基础上,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长官意志、‘红头文件’和抽象的大道理来压制群众的各种合理诉求”。【8】我们参与旁听的一起信访听证会案例,政府和开发商掌控的评议结论断然用“两个不可能”、严词“三个忠告”回答因对征地补偿政策不满而上访的村民,运用行政权力,盛气凌人,强势压服,严重影响了村民利益诉求的实现。这样求得的一致性效果是不持久,靠不住的。因为行政手段解决不了思想问题,基层政府应该尊重民主法治的精神,把草根阶层视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并在双方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过程中寻求共识。“社会的统一建立在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达成重叠共识的基础上,只有当政治上积极行动的公民确认,而正义要求与公民的根本利益又没有太大冲突的时候,稳定才有可能。”[9]

(四)协商参与者的协商责任、理性和能力不足

参与协商听证人员的素质如何,是协商民主能否取得效果的关键。协商民主要求参与者具备一定的理性分析判断能力,尤其是在当前较为复杂的公共事务决策中,为了避免协商结果被强势参与方左右的可能,参与者不仅要熟悉协商和讨论的话题,还要具备较为专业的知识和能力。调查发现,有关基层事务的民主协商,大部分群众表现出空前高涨的参与热情,但实际参与时,往往由于自身的知识水平有限,利益表达、沟通协调、协商谈判能力不够,造成公众愿意参与却不知道该怎么参与的尴尬。博曼认为,缺乏能力有效参与民主过程的现象被称为政治贫困,这种贫困引发了两种后果:公开排斥和政治包容。[10]也就是说,政治贫困者要么是排斥在协商活动之外,要么是因为协商能力较差,在参与协商过程中沉默态度和无能的表现,其意见或被强势者忽视或被能力较强者同化。这恰似对当前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真实写照。

四、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实践改革创新

协商主体理性不足和能力不够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协商民主的有效性?协商议程和程序如何设计?协商主体地位不平等带来的片面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发展基层民主”提出了新要求,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十八届四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立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充分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一)广泛宣传协商民主理论

重大公众事务决策前都进行民主协商,都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通过对话、讨论、博弈、协商等过程达成基本共识。政府在顶层设计中应该大力推行协商民主,营造民主、协商的良好氛围,方式多样化和特色化,使协商民主的内涵根入公众生活,塑造基层民众的主人翁地位与责任,最终实现协商民主的生活化、习惯化,推进参与型治理的前进步伐。让其知道他们有参与协商和决策的权利和机会,相信政府决定是具有约束力的。相反,如果公众不断被边缘化,或总是“被拆迁”“被上楼”“被转居”“被代表”,他们就会认为,老百姓的观点和偏好没有得到政府认真对待,没有被平等地与其他人的观点和偏好相权衡,甚至不能在一个公平正义的过程中得以评估。这样,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良好的理由能让他们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过程,并把这个过程看做是有权威的。[11]让公众知道参与协商程序在这个程序中村民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讨论问题、提出建议、对解决和管理社会行为做出决定。

(二)健全和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制度

实践协商民主,关键在于制度建设,通过制度明确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的相关问题,规范协商民主的内容和程序。有了制度,有了规则,大家按照规则办事,平等协商才能够实现,协商结果才能够有效。在流动性不断增强的社会里,靠所谓熟人社会里才能产生的温情脉脉的社区伦理来提升治理效果,显然是缘木求鱼。现代社会治理依赖于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听证会、议事会、评理会等交流沟通的平台必须有相关的制度保证。议事会与评理会的代表性问题、具体的协商活动程序、参与者的选择、协商内容的确定、协商的效力问题,以及什么时间协商、在哪里协商、协商以后怎么办等环节都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加以认定和规范。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和方式构建公共协商的制度和程序,减少动员性、号召性的痕迹,增强社会大众的自治能力,才能使真正的基层民主实践成为可能。首先,在协商时间上做文章。协商时间的确定对协商的时效性有着重要影响。党的十八大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时效性”,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公共事务应当在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协商,切实提高协商民主的质量和效益。其次,在协商渠道上求拓展。除了现有的协商民主渠道外,拓展专题议政会面对面协商、网络协商、论坛协商、意见征询、民意调查等新途径。实施中尤其要重视协商意见的报送和处理环节。最后,在协商路径上求突破。要充分利用电视电话系统、信息网络、广播电视等现代化技术手段,以快捷的方式方法,快速传递协商信息,争取最佳效果。

(三)合理限制地方政府权力

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和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是带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最重要力量。首先,政府是公私利益的协调者和调解人,针对随时出现的不稳定问题,本着平等公正、理性的原则,搭建一个良好的对话协商平台,建立畅通有效的谈判、协商机制,提供畅通、便捷的利益表达渠道,将利益相关方引导到沟通的平台上去,引导协商者在分歧中求均衡,在差异中求共性,在对立中求妥协,在冲突中求共存,在平等和法制轨道解决利益冲突。要从提高村居民制度化谈判地位、实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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