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协商民主的探索与实践

发布日期:2018-10-23 16:36:19    来源:mmxcb    作者 :unknown    浏览量: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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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具体国情特有的产物,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政治生态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人一代又有一代探索和实践的结果,它的根源在中国,它的起点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通过局部执政积极探寻中国特色民主道路,使延安时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逻辑起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起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过程中对协商民主的最初的探索和实践,为新时期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历史经验和历久弥新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民主;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民主;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它和选举民主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其本质是人民民主,这种在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对话中尽可能形成共识的民主模式丰富了中国的民主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发端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过程中对新民主主义民主的不懈探索和实践的政治硕果。通过协商建国在国家制度层面建立起来,逐步完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安排,最终确立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一、 协商民主是抗战时期中国国情特有的产物

    中国的协商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在中国特有的产物。它不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探索起来的,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用先进的政治理论作指导,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探索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民主模式,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

    一度时期,西方社会认为中国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制度是没有民主的一党专政,而西方自己的两党制、多党制才是真正的民主。近年来,国内一些研究协商民主的人,信而好古、崇洋媚外,“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提起民主,先从雅典开始;提起民主政治,必以18世纪的英国学者的理论为标本;提起协商民主,张口约瑟夫,闭口希罗多德。他们引经据典的证明,民主是西方的专属,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落后的野蛮的。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起源于西方,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相辅相成的一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土壤上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民主对与其选举制度相对应的自我完善和补充。这种观点是对自身文化缺乏自信的表现,是对我们的民主制度缺乏自信的表现。事实上,民主不是西方的发明,更不是西方专属。民主是一种沟通方式,民主是一种治理模式,民主是一种生活形态,民主是一种政治生态。民主与文明是分不开的,文明不一定民主,但民主肯定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因此,无论是在中国哪个历史阶段,民主也是存在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因子就是民主。民主作为一种文明形态,或明或隐地存在于中国的几千年文明进程之中。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有着丰富的和衷共济与团结合作的文化传统。禅让制、封建制里面都有民主的因子在内,宋朝的封奏制,朝臣可以对皇帝的诏书中不妥之处可以封回,请其重拟。在孔子的言论里,在老子的学说中,百家争鸣的声音里不乏民主的呼声。在一部二十四史里,在戊戌变法的刀斧声里,我们都能听到民主走过的锵锵之声。只不过是这些有限的民主,没有做为一种制度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

    民主进入国家管理层面,作为国家制度形式存在,在中国仅仅是从近代开始的,它肇始于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届国民政府。清政府虽然在1908年就制定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钦定宪法大纲》,但它仅仅是对日本帝国宪法的模仿和中国君主专制传统的结合,君主享有无上权力,公民权利形同虚设。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开始把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引入国家治理模式,孙中山建立的五权架构的国民政府,从军政到训政,始终没有离开一党专制,所以他们制定的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不可能将中国引入真正的民主社会。要讲民主,就连北洋政府也出台了《中华民国约法》,但是由于执政者本身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不能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仅仅在形式上采取西式民主制,改变不了军阀混战争权夺利的本质,反而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可乘之机。所以多党制、内阁制、议会制,种种西方的民主形式在中国都因水土不服而夭折。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只能结出带着中国人民血露的苦果。

    只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为民主在中国成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政治制度实现了可能。延安时期,历史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探索实践的机遇和舞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政治效应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为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手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民主试验阶段的实践,使民主的政治效能实现了最大化,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实现全面执政成为国家大一统的必然选择。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国实现了一党民主化,在加强党权的同时,扩大民权,塑造党权与民权双强的模式。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施政的区域实行的“三三制”,在政权实践中凸现了人民的参政作用,为协商民主的产生和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司法独立和基层最广泛的民主成为协商模式的民主成功的保障。因此,从渊源上看,中国的协商民主是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它与西方的协商民主形成于不同的社会基础、政治理念、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之中,因而与国外的协商民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选举和协商结合的民主模式,成为中国特色民主的自觉选择。

 二、 协商民主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权建设必然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追求民主、实施民主,坚持多数人的人民民主,倡导以协商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议事精神。用民主克服困难,谋取胜利。从苏维埃时期的“豆选法”到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工人罢工协会”,再到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对民主进行了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索。

    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接受了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针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特殊国情,针对强敌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严峻形势,十月革命没有为中国送来“三三制”,没有送来多党合作,没有送来政治协商,没有送来毛泽东思想,更没有送来协商民主。

     中共中央进入延安的初期,主动应对时代变化,改变了关门主义,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转变,及时调整了路线和政策。为了民族大义停止了苏维埃运动,将建立“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这个改变的实质意义在于政权基础由过去的工农改变为工农兵学商在内的各抗日阶层和进步团体,最大可能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成功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直接敦促了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开始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国民政府认可的合法的身份出现在了全国人民面前。

     在长达13年的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思想理论结合民主的政治实践,积极探索局部执政环境下的民主社会治理结构,全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陕甘宁边区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实行最适合于抗战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创建出了抗日民主政权示范区,成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政权形式的民主政权。

     在陕甘宁边区和各中共开创的抗日根据地里,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整个革命队伍脱离了传统宗法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按照一定的政治伦理和组织原则集合起来,形成一个崭新的革命集体。权利平等在共产党执政地区已经初步实现,男女平等、官兵一致,爱国的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政权权利也是平等的。物质生活供给制满足了个人基本生活条件,政府机关不是发财之地,公务人员只是为了服务社会。“它们实行或提倡的改革绝非是田园俱乐部式的政治自由的理想。他们确实满足了人们对食、住的基本要求。”

    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为民主政治的运行提供了良好政治生态。“贯彻民主精神于一切部门、一切工作人员、一切地区内的民众,使边区内每一个人不仅过民主生活,而且还善于运用民主,是彻底实施民主政治的有力保障。”人不分性别,不论政治面貌,只要是坚持抗日、坚持进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都可以在抗日民主政权里发表意见、发挥力量,这正是协商民主的先天而然的优点,广泛协商的民主模式在延安自然而然的应运而生。

     从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和与之相适应的参议会制度,到1943年探索建立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和宗教座谈会制度,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群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将民主深植于中国的土壤,”为建立新型民主政权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和实践,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做了最早也最有实效的尝试和实践。

    三、 协商民主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地区的实践

    延安时期,中共创建的政权里虽然没有协商民主之名,但是却有民主协商之实。陕甘宁边区建立的参议会制度和抗日民主政权,对协商民主进行了有限的却是有效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将协商民主始终贯彻在它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运作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中,为中共顺应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历史大势,争取党心、民心,坚定不移地坚持抗战和夺取解放战争最后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民主党派、阶层、团体、群众等,就共同关心或利益相关的问题,以适当方式进行协商,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作出决策或决定,以实现整体的发展。这种广泛协商的民主形式,最早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始实行。

    1937年底,边区就完成了县、区、乡的基层议会的选举,1938年11月25日,“边区议会”改为“边区参议会”,先后共召开过三届四次边区参议会代表大会。 1939年1月17日召开了第一届边区参议会,共选出席边区参议会的议员197人,全部都是共产党员,政府聘请了十二位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参加,改变了“清一色”共产党员的情况,大会推选了25人的主席团成员,其中包括中共党员、国民党党员和民主人士,会前中共曾邀请国民党派员参加并指导会议,可国民党未作任何表态,也未参加会议。值得一提的是,大会推举的名誉主席中,有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林森,有地方实力派代表阎锡山、程潜,有中间党派的代表马相伯、沈钧儒等等,这个名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参议会的形式广泛集合各界意见的决心和具体措施,为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代表的构成和委员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第一届边区参议会最大的政治效应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了由中国共产党主要起草的地区自治性宪法文件《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次参议会召开前不久,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县区还存在着国共双重政权的情形,随着将那些制造磨擦的国民党专员、县长的“礼送出境”之后,陕甘宁边区政权成为由中国共产党完全主导的国民政府地方战时临时性的行政区域,在法理上为中共的局部执政取得了合法性。

    1941年11月6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在新落成的“富丽堂皇的民主之宫”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这次会议比第一次会议有了更多的协商形式和民主特点,特别是“三三制”的实行,在中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民主议事和政权建设模式。“三三制”的产生,使中国共产党政权机构里的人员组成,不再只是以前工农民主政权中的工农代表,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也大量参加进来,“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巩固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保障了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政权里,能够实行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它所具有的巨大包容性和广泛代表性,适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也使边区政权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大大加强,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提高了边区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效率。

    参议会作为一个民意机关、咨询机关和议政机关,承担了对各种重大事件和议题协商的功能。同时,它还是边区、县、乡中最高的立法机关、权力机关和监督机关。参议会实行的是普遍的无差别的民主选举,这种选举民主中有很大的协商的成分或以协商为基础,在协商的过程中又容纳必要的选举程序或辅之于选举。协商的过程决定了人民群众的发言权,体现了政治行为文明,实现了政治效能的最大化,选举的结果决定了人民群众的决定权,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三三制”在政权建设中的推广实施,使抗日民主政府的行政决策有了各阶层广泛协商议事的程序,保障了政府施政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三三制”的实行约束了执政者的权力,协调了社会绝大数人的利益,体现了民族利益的最高要求,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民意,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种政权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环境下,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管理各级政权的有益尝试。

    以史为观,我们发现,“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无数次挫折之后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精神渊源是苏维埃民主政权,它的直接源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将“三三制”从军事概念到政治实践的创造性转换,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民主政治建设推向了高潮,大力推动了当时中国各党派间的合作,也奠定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制的雏形。使协商民主在延安最早得到了有益的实践。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已经“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强调了群众路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种协商和选举结合的民主形式,为抗战胜利后协商建国做了最初的实践。在1946年的第三届参议会上,中国共产党对“三三制”进行了新的思考和实践,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也广泛地体现在协商民主的发展过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民主在协商的基础上达到集中的目的,提高了协商的深度,保障了民主的广度。

 四、 协商民主在党际协商中的历史实践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式,体现在一个组织的内部,是组织保持活力的保障。如果仅仅在一个政党内部实现,也只是一种党内民主。要上升到国家政治制度层面,就必须在党际协商方面有相应的体现和制度保障。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治体制下,执政党和其它党派的协商才是协商民主的最高形式。

    近代中国的政治格局是党派角逐的结果,而协商民主的最初体现和最高体现主要是在党派之间的协商。从党派角度来说,协商民主在中国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相互碰撞、相互影响和相互选择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这一党派关系决定了其后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最高形式。

    抗日战争时期,迫于抗战大势和国内民主呼声,国民党政府也曾经设立过具有咨询机关性质的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咨询机关,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执政党和在野党一起讨论国是的情形。可惜的是,正如同国民党将其称作“临时协商”一样,这个本该改变中国民主进程的民主形式很快在国民党独裁的本质面前失去了本来意义。但是它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与各中间党派互相了解、建立联系、进行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起的宪政运动的推动下,国民党还曾经召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但是这个会议有协商之名而无民主之实,国民党很快就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和各民主党派签定的“民主契约”。国民党实现不了真正的民主,是由于它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它的一党训政做不成的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它进步的政党一起来实现。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争取中间党派的工作,主动与中间党派及其代表人物建立直接联系,改变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封闭状态。中国共产党认为“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因此,必须“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权。”这一系列主张和行动,对各中间党派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双方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三三制”的政权结构实行的是党领导下的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新式民主政权,是与国民党一党独裁迥然不同的民主政权。大量的党外人士和民主人士参加了民主政权的建设实践。柳湜、何思敬等以救国会成员名义参加了边区民主政权实践;无党派人士李鼎铭、安文钦在边区参议会任副议长,而李鼎铭在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提“精兵简政”的提案,对后来的政治协商产生了强烈的历史实践和示范意义。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民主党派”这个称谓,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的关系的转变,表明了中共未来全面执政时的政权中必须包含各民主党派。所以,它一提出就被各中间党派认同和接受。

    七大之后不久,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推动国共合作,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遹等6位国民参政员于1945年7月1日飞抵延安访问,在会谈中,双方以《会议纪要》形式达成了停止国民大会进行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两点协议。这个协议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达成的第一个正式协议,体现了双方求同存异的精神,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延安之行,为日后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共同斗争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1946年国民党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上,民盟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携手合作,共同进退。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要求民主的民主党派进行拉拢,拉拢不成则高温打压,使民主党派看清了谁是真民主,谁是假民主。以1948年3月召开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国内各进步的民主党派彻底改变了中间路线,一边倒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阵营。大量民主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入解放区,直接参与民主政权的建设和解放战争。特别是在1948年3月,民盟西北领导人杨明轩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表明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坐在一起协商建政,标志着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由政治联盟进入了政权合作的实验阶段。

    在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这种与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广泛协商议事的民主模式得以迅速转化为对人民共和国政权设置的经验依据。新政协会议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了广泛协商,执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宣告成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协商民主这一独特的民主制度撰写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上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建召开,使大量民主党派人士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共和国政权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为中国人民完成解放战争和实现全面执政发挥了重大作用。协商民主从此成为共和国政治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中国的民主建设翻开了新的一页,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协商民主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回顾中国民主政治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政治理论指导,从延安时期开始,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探索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民主模式。它的文化内核是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它的精神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民主协商的程序和运作模式的探索实践的经验。作为一种渐进性的增量民主模式,它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的生命力,使它在成长的过程中,主动吸纳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经验以及世界先进政治文明的精华,符合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本文为盟省委申报的2014年度民盟参政党理论研究课题,获得民盟中央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收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一书,课题负责人张道宏执笔人申延生马雨平

发布时间:201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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