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盟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 形成的独特贡献

发布日期:2018-10-23 16:27:33    来源:unknown    作者 :张雪梅    浏览量:5301
张雪梅 unknown 2018-10-23 16: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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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第一个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中国的历史就与政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由中国同盟会演化而来的中国国民党,以及中国共产党两大政党,几乎主宰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在错综复杂的国共关系中,各民主党派,对他们势力强弱的转变形成了至深的影响。其间,中国民主同盟作为一个重要的爱国民主党派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民主同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几经变革,终于从一个标榜国共两党以外的中间政治力量,发展成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接受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力量。而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最亲密的友党关系最终正是升华于陕西这块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势力都有一定规模的特殊土壤上。在此历程中,民盟西北总支部(西北民盟)可以视为中国民主同盟支部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激进的一员。

         西北民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第一个总支部,其主要领导人杜斌丞、杨明轩等都是西北地区文化教育界的先驱,而且具有较长的民主革命活动历史,与中共有各种渊源关系。因此,西北民盟自成立伊始就与陕西的中共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直接、间接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指导和帮助,这是西北民盟的一个鲜明的特点。特别是在组织发展工作中,它坚持积极慎重的组织原则,提出“三反”和“三不反”的政治要求,使西北民盟保持了高度的政治水平。也因此招至国民党陕西当局最无情的摧残与血腥镇压。西北民盟的民主舆论喉舌——《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竟被特务捣毁,被迫停刊。接着,盟员李敷仁横遭暗杀,身兼该报法律顾问的盟员王任也被当局枪杀(是为中国民主同盟献身的第一人)。甚至,西北民盟的主任委员杜斌丞也为陕西的民主革命事业不惜流血牺牲……在陕西,民盟谱写了其历史中最为悲壮的一页。

        更不容忽视的是,早在中国民主同盟总盟的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早在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之前,西北民盟的许多领导人和盟员就已经到陕甘宁边区直接担任领导职务和参与边区的政权建设,成为西北地区革命力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一) 积极奔赴解放区

        从1946年下半年起,处于敌人“反共前哨”的西北民盟的处境更加险恶。许多负责同志和盟员的行动受到监禁,并不断接到特务的恐吓信。在中共西安地区的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帮助民盟同志脱险。有很多盟员穿过封锁线投奔解放区。

        1946年7月17日,盟员李敷仁同志逃离咸阳来到延安,林伯渠等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千余人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盛会欢迎,刘景范副主席亲自致欢迎辞,李敷仁同志表示“民盟将与中共合作,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后来的李敷仁先生“人人起来,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演讲于9月3日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全文播出。正是在“太平”的延安,李敷仁同志含着悲愤的眼泪,带着残酷的伤痕为西北民盟喊出了“立即下令保障民主同盟、各党派合法活动……立即组织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府!”的豪壮口号。在中共中央毛主席亲自接见他并对其民主革命事迹给予肯定和鼓励之后,他感动地说“党是我的再生父母……今后民盟将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也是在延安,李敷仁向总盟领导详细汇报了他遇难的全部过程,此举无疑进一步坚定了盟在国统区的反战、反蒋信念。

         同年8月13日,杨明轩也来到延安,受到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关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徐特立、李维汉、刘景范等人分别会见了杨明轩。西北局还邀请他多次向机关干部作报告,将西北的革命斗争史和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在延安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的同时,他继续关心国统区民盟组织的斗争,呼吁一些盟员相机进入解放区。并且协助边区政府对横山起义来延安的官兵进行思想教育,对进一步稳定这支部队起了积极作用。在转战陕北一年多时间的战争环境力里,杨明轩经常和林伯渠等人一起行动,也参加过一些边区参议会,甚至亲自到杨家沟送别毛泽东同志离开陕北。

         之后,盟员杨晓初、党晴梵、苏资琛、张锋伯、王维等和一批青年盟员先后奔赴延安。甚至李馥清等一批女盟员也穿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区,协助边区妇联完成军袜、军被、军用棉衣的缝制,有的甚至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二)坦诚参于边区政务决策

       1946年9月27日,边区政府任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在枪伤初愈之余,他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投入工作,领导学校改革教育方法,扩大教学规模,为学校增办了新闻班。并利用民盟负责人的身份,吸引蒋管区的知识分子来延大及分校执教于学习,在战时教育和正规化教育中成绩显著,他为边区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干部教育作了很大的贡献。尤其可贵的是,在转战陕北的艰苦历程中,他领导延安大学师生发扬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胜利完成了“千里救灾运粮” 的艰巨任务,缓减了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边区灾民的粮食危机。

1948年3月,杨明轩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总结西北人民革命斗争史,推动西北地区民主爱国运动,争取国民党统治区知识分子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盟员杨晓初、李馥清等人也都在边区政府中相继任职。还有一些盟员也直接参加了解放战争和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工作。

         在这里他们接受了新民主主义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彻底洗礼,为西北民盟乃至中国民主同盟最终能够接受中共的领导,为其日后成为新中国的参政党作了最直接、最初步也是最早的尝试。

也正是在这里,杨明轩同志领导召开了延安地区的民主同盟成员大会,成立了民主同盟西北临时工作委员会,并联络国统区民盟地下工作同志,完成了恢复西北民盟组织的历史任务。中国民主同盟总盟与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政权合作关系在这片土壤上根埴起来,其中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以史为观,正是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迫使西北民盟放弃了“第三条”道路,而中共统战政策的成功实施最终使他们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道路。在深受盟影响的同时,咫尺若邻的延安(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的统一战线政策直接波及到西北民盟的领导组织和各种活动,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此种冲撞力不亚于盟对其的影响力,这是西北民盟较其他支部最为明显也是最为值得探析的地方。正如杜斌丞在民盟内部所讲的“西北民盟唯一有利的条件是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接近,可以得到友党的有力协助,我们必须坚决地依靠中共,并在工作上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对西北民盟极尽挚友之谊,对其采取了争取和团结的政策,最终在强有力的舆论效应下,彼此之间的立场、观点、利益日趋一致,逐渐凝结起了一种相濡以沫、同舟共济的特殊情节。甚至在盟被迫流落到香港之后,西北民盟的许多领导人和盟员积极投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政权建设之中。就此,我们已不可否认西北民盟积极向上、与时俱进的自身革命价值,这是他与中共或者具体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交流合作的必须平台。如果说民盟是在具有特殊政治生态环境的香港(民盟三中全会)有了彻底的政治转变,那么此种转变的最初尝试便是在同样具有特殊政治生态环境的陕西。在陕甘宁边区政府这块特殊的革命土壤之上,奠基了中共与民盟在政权内合作共事的关系,此举,不仅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也最终催发了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共由革命思想上的联盟转入政权实践上的合作关系,为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全新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了最初的尝试,为新中国的政党合作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历史经验与参考蓝本,这也是西北民盟对于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所在。(作者系盟省委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延安大学图书馆长、副教授。此文被评为2013年省政协理论与实践优秀论文

发布时间:2014年0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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